浙江考察学习归来好几天了，感受颇多，却又不知从何说起，人说：“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是啊，浙江，作为革命航船的起航地，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所提“八八战略”，由富起来向强起来迈进的探索地，其百折不挠，敢为人先，令世界关注，令国人感叹的中国故事，实在太多了，义乌经验，温州模式，杭州样板，新浙商故事与从“美丽浙江”到“美丽中国”、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从“平安浙江”到“平安中国”从“从海洋强省”到“海洋强国”，乃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浙江发展水平，成为丈量中国现代化的标尺。和我同行者说：浙江经济发达，咱们再10年也赶不上人家的脚后跟，办什么事都要花钱，咱有吗？高志峰同志考察归来写了六首小诗，其中一首他这样说：“天上有云计算忙，地上有格精细防，空中有网全瞭望，到处有眼扫恶魔。”同行者说：就这雪亮工程，咱投资起吗？天上云、空中网，地下格，没钱都瞎忙。好吧，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大伙调侃的话倒提醒了我，该写什么了—枫桥经验。
枫桥，浙江诸暨市一个古镇。
“枫桥经验”诞生于1963年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当年11月，枫桥区教育运动试点基本结束，公安部到浙江了解试点中有无捕人的情况 ，当得知枫桥区的做法是采取给出路的政策，即发动和依靠群众，对绝大多数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开展说理斗争、摆事实、讲道理，把他们改造成有益于社会的新人的做法后，公安部领导予以肯定。随即向正在杭州的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高兴地说：“这就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11月22日毛主席在公安部报送的材料上批示：“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公安局，中央在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从此枫桥经验风靡全国。
但“枫桥经验”是一个动态、开放发展的经验，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经验。“文革”10年，“枫桥经验”推广工作被迫中断，但枫桥人相信他们的做法和毛主席的批示是正确的，期间，他们先后创造了就地改造流窜犯，帮教失足青少年和一般违法人员的做法。“文革”结束后，又率先对“四类”分子评审摘帽，此举为全国范围内开展这项工作提供了样板。
时光进入改革开放年代，随着社会转型，人民内部矛盾突显，枫桥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创建了“四前”工作机制，即：“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形成了“矛盾少，治安好，发展快，社会文明进步”的良好局面。“枫桥经验”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个典范。
进入21世纪，随着改革进入深水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诉求日益强烈，枫桥人突出以人为本理念，不断创新和发展社会综治机制，率先整合综治办、信访室、司法所为统一的综治工作中心，从而解决了多头管理的体制弊病。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网络化管理和立体化防恐体系建设，建立了一支遍布全镇的网格员队伍，他们运用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控追踪案件的处置，并把大数据平台引入“四个平台”（综治、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建设中。在充分运用“四前”机制基础上，枫桥创新实施“矛盾化解五分法”：分工负责，维稳责任具体化；分块实施，综合治理网格化；分层掌控，源头预防动态化；分级联动，矛盾化解即时化；分类管理，服务教育人本化。从此“枫桥经验”被赋予新的科学内涵和时代特征。
2017年12月9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浙江调研时指出：为了群众，依靠群众，是“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也是“枫桥经验”50多年来历久弥新的关键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0月9日就“枫桥经验”批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如何理解中央领导所说的核心要义和重大意义：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认为：枫桥经验是中国基层法治的经验，对于健全发展中国法治具有重要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认为：枫桥经验源于治安，超于治安。新时期的枫桥经验已经从犯罪预防扩展到各个方面，只要是需要稳定发展的地方，就有枫桥经验的创新运用，这就是其生命力所在。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诸勇认为：枫桥经验涉及到一个司法解决和民间调解的关系问题，涉及到国家基本方略问题，法律有时会伤害人际关系和民风，而枫桥经验正提供了淡化矛盾冲突，维护人际关系，弘扬和谐民风这样一种机制，它的解决目的不完全在于争端本身，而在于人际关系的重构，对于基层社会的稳定和治理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卢建平认为：枫桥经验在中国具有代表性、普适性，小城镇大道理。他的普适性表现在，法网再严苛的国家，也不可能把社会所有的问题，矛盾纠纷犯罪，统统包揽无余。在处理不同问题的时候，不同主体具有不同的资源和优势。枫桥经验适应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有地方特色，从单个创新到全国的创新，枫桥经验的价值就充分体现出来了。
确实，我们不可把“枫桥经验”理解为单纯的民间调解，它是民间调解与法律之间的一个优化结合，在枫桥有一个很有名的老扬调解工作室，他组建于2008年，该工作室以专业调解人员为主，社区民警参与，特邀调解员辅助，志愿者联动的调解中心，此老扬名光照，有18年的军旅生涯，1986年转业枫桥，当了一名普通民警，2010年8月，他到了退休年龄，但在枫桥镇政府的挽留下，专门成立了老扬调解中心，据不完全统计，至2017年，老扬调解中心调解的群众纠纷多达3000余件。2014年11月2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头条播报了“习近平会见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的新闻，扬光照作为先进集体的10名代表之一，上台接受表彰，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握手并合影留念。2017年7月，杨光照的徒弟娟子又注册了娟子工作室。如今有事找娟子，一拨就灵，成了当地品牌，而在此之前的2016年，枫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下属又成立了枫桥大妈联合会，娟子工作室与此在妇女维权，家庭矛盾调解方面起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绍兴市政协提案委主任柴英龙，绍兴市政协委员赵林中撰文认为，与时俱进的“枫桥经验”之所以可长期复制推广并永葆青春，常抓常新，在于四句话十六个字。即小事依规，大事依法，网格管理，知良树德。而指导思想两句话， 一走群众路线，二靠法治思维，落脚点仍然是就地化解矛盾，基层解决问题，该文认为，21世纪的农村基层，调解对象，调解内容，调解工具和手段都发生了变化。所以“枫桥经验”必须根据对象、内容、工具、环境等的改变，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方法。该文认为今日中国之农村调解对象由五类组成。一是新型农民群体，这些人有思想有文化敢作为。二是个体经营户，见多识广，信息灵通，交往广泛。三是企业职工生活半径很大。四是外来务工人员，成份复杂，素质不一，是社会治安维护的重点对象。五是城中村改造安置户，无固定工作，以自谋职业为主，所以调解工作具有艰巨性。而调解内容，之前是邻里纠纷和社会治安，而如今涉及经济纠纷，劳资纠纷、社会矛盾，利益诉求等：调解手段和工具，以前是单一的“老娘式”调解和相对单一的司法调解，如今法律思维日益完备，加之互联网、大数据，云平台时代的到来，对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纠纷调解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所以“枫桥经验”必须小事依规，大事依法，网格管理，知良树德。这里所说小事依规的规指村规民约，厂规厂纪。大事依法的法，即我们所说的法律武器。而网格管理即是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信息畅通。知良树德则指群众思想修养，道德情操，综合素质的提高。
在我们临县，近年来大项目不断，由此引起的征地拆迁纠纷不断，很令上下各级头疼，诸暨市作为全国有名的富裕地区，小厂房小企业很多，违法占地，违规建筑也不少，他们是如何拆迁的呢？一次性拆除，必会引来各方抵触，但既然定了就要拆除，毕竟是违法违规的占地和建筑。他们首先启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然后走访民意，把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要求作为工作重点，对确实影响生产，住房困难的居民，按照政策落实土地或房屋。而在工作启动后，第一步先拆领导干部违法违规占用。其次普通党员干部违建。第三，企业违建。最后才是老百姓的违建，此项工作年初开始，10月完成，每10天启动一轮新任务，各责任主体每10天必需拆除100米，既没有引发矛盾激化，也没有重大群体性事件和上访发生。当地一个媒体说：老百姓不患寡，而患不均。先有纪委介入督办前三类人的违建，百姓就没有太多怨言。
北京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所副所长袁振龙是构建大综治格局课题的负责人，他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和经济发展程度相比，我国社会管理相对滞后。中国将长期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如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等。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影响大局。
中央党校教授向春玲曾受邀前往中南海，参与探讨社会管理的思路和对策，她说：近年来的征地拆迁、司法公正、劳资纠纷、医患关系等多方面问题都是中央高层如此重视社会管理的催化剂。而依靠群众、为了群众的“枫桥经验”与依法办事相辅相成，这也是“枫桥经验”历久弥新的生命力所在。 （高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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