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会在新闻报道中、文章中看到“城市化”、“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字眼。但许多时候我们并不了解其真实的含义，只能通过字面意思来用个人的思维判断和理解。面对各种文章和新闻报道中一会儿城市化、一会儿城镇化、一会儿新型城镇化的出现，使我们思维也随之凌乱。究竟中国是在全力发展城市化还是在城镇化？他们分别都代表着什么？对于我们有怎样的影响？这一切都需要从基础概念说起。
城市化（Urbanization）。英语的Urban既包括城市（city）也包括城镇（town），所以城市化既可以是通过人口从农村向城市集中，在城市发展第二、三产业来吸纳农业人口的过程，也可以表现为人口从农村向城镇集中，在城镇发展第二、三产业并吸纳农业人口的过程。它们都属于城市化范畴，本质都强调经济社会的活动中心从农村转出。只不过前者强调转向城市，后者强调转向城镇，在地理上的侧重点不同。在西方国家，由于多重因素的作用，特别是城市化发轫之前，工业化所积累的雄厚经济基础以及国土资源的稀缺，它们一般都秉承了city型的城市化路径，强调人口向大城市转移、非农产业向大城市集聚，缔造了纽约、伦敦等大都市的快速繁荣。这就是今天人们所熟悉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化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小城镇被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只是在城市化的后期才被重新重视起来。中国则正好相反，在20世纪80年代初城市化刚发轫的时候，百业待兴，没有能力去搞大城市的发展，就只能尝试小城镇的发展。毕竟中国农村有广袤的土地，土地资源充足，在农村搞小城镇，可以摊薄建设资金的需求。更重要的是，随着乡镇企业的崛起，将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到当地的小城镇具有可行性。于是就出现了中国特色的偏重小城镇发展的城市化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小城镇遍地开花，1984—1996年，中国建制镇的数量就从2664个猛增至18200个。
城镇化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概念，它发端于城市化，但又不同于城市化，即便是今天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概念，与城市化之间仍存在重大区别。城镇化与城市化不同，实践证明单纯追求城市规模和城市人口比例升级的城市化，并没有使其资源空间价值得到提升。今天的城镇化包含两层次内容，首先是站在大区域的角度看待城市化，更加重视城市与省域、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其次是站在小区域的角度看待城镇化，更加符合社会发展和经济运行轨迹的农村城镇化发展。最优化的资源空间的配置，能够推动城镇化的发展，而可持续性的城镇化发展，更能发挥资源空间的最大利用效率。
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变更，实质上是在空间结构优化的趋势下资源调配方式的演进。它包含区域及其周边地区的矿产资源、能源资源、人力资源等诸多资源的流动方式，以及空间资源、土地资源、环境资源等资源的利用方式及其产业结构、就业方式、生态结构、环境布局的深刻改变，是农村诸要素系统化、链条化、结构化的升级和演进。
在积极推动城镇化的同时，必须坚决反对非理性城镇化的发展。所谓非理性城镇化指的是过于追求城镇化的形式与速度，而忽视其内容与质量的行为。非理性城镇化不仅影响资源空间价值的提升步伐，还有可能增加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阻力。为此，必须做到“三个同步”：必须同步带动工业现代化的实现，严防房地产借机操作导致恶性通胀；必须同步带动农业现代化尤其是设施农业的发展，防止由土地问题引发“社会共振”；必须同步解决“脱地”农民的再就业问题，防止由土地变现的“短期暴富”而进入“中等陷阱”。
而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化概念具有共通性，特别在人的城市（镇）化方面，二者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正因如此，有人提出，为避免概念上的混乱，可以用城市化来代替城镇化。我们认为，这是不可取的，因为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化之间仍存在重大区别，特别是空间定位上的区别。
如前所述，城市化强调人口与经济社会活动在城市的集聚。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特别强调大城市的发展；后发的美德则强调中等城市的发展；再后来的日韩等国则强调大城市群的发展。可以看出，在这个过程中，它们的空间定位都带有明显的城市偏向性。
新型城镇化，则强调人口与经济社会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均衡分布，它虽然摆脱了过去对小城镇的片面依赖，但仍强调小城镇扮演的重要角色。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产业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换，是一个系统工程，在特殊条件下，可以有过渡的形式，城镇就是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过渡带。它符合中国的特点。在地理空间上，新型城镇化已不再局限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镇）的转移，还强调它在城市与城镇之间的均衡再分配。今天城市（镇）的分类调控思想就体现了这种取向：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促进人口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这里农村城市化和城镇发展仍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内容源于中国人大经济学院和知乎郑心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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