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亲历旅行记》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1910年，德国史学家赫尔曼从文献角度重新考虑“丝绸之路”的概念，并在他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丝绸古道》一书中提出，“我们应该把这个名称的涵义延伸到通往遥远西方的叙利亚的道路上”。向西延伸至叙利亚，这是丝绸之路空间的进一步扩大，是人们认知进步的体现。
作为近代西方兴起之前联通欧亚之间最重要的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纽带，“丝绸之路”这个描述古代东西方世界持续交往的核心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在不断拓展。
狭义的“丝绸之路”主要指汉代张骞“凿空”西域形成的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东西方交通线路，即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至玉门、敦煌，由疏勒越过葱岭后经大月氏和安息至地中海东岸的这条大通道。
广义的“丝绸之路”涉及空间、时间、内涵三大义项，体现为空间上交通线路的多元性与延续性，时间上兴衰沉浮的连续性与间断性，内涵上公共产品的多门类和复杂性。广义的丝绸之路在空间上涵盖陆地和海洋两个地缘空间，除了发挥主导性作用的中部绿洲之路，还有北方草原之路和南方海上之路。
草原丝绸之路是由中原地区向北越长城至塞外，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通向欧洲的陆路主干线，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向西亚、欧洲运输的货物除了丝绸外，皮毛是大宗，故也称为“皮毛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由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大干线组成，前者通向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后者通往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因为在相当一段时期里中国瓷器成为主要贸易货品，因此有时也称为“瓷器之路”。在连接陆路和海陆之间，中国古代还有一条重要的西南丝绸之路，是中印两个文明古国最早的联系纽带，深藏于高山密林之间的这条贸易文化通衢，包括茶马古道、“蜀身毒道”等。在时间上，上溯到上古先秦，自西汉形成，经东汉发展，魏晋曲折，到唐朝兴盛，再及宋元，直到明代初期，此后衰落，下延至清代、近代(晚清民国)，构成一个包括古代、近代的延续，这样才会产生出当代的“一带一路”的传承、衔接。
汉武帝派遣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将后世长期连通欧亚的商道确立下来。公元97年汉朝又派使者甘英前往大秦(即罗马帝国)，却因被安息人控制着商道而失败。公元前53年罗马帝国与帕提亚帝国交战，波及西亚和中亚，延续几个世纪，陆上丝绸之路通行艰难，罗马商人不得不弃陆择海，在东汉末年三国时期被孙权接待。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9年)，中国长期处于政治分裂状态，经营西域和丝绸之路的能力受到很大影响，曲折发展中的亮点是佛教的传播。来自印度、中亚的大量佛教僧侣来到中国，为中国的佛教和文化带来活力，最有意义的是鸠摩罗什(公元344~413年)东来。同时，中国佛教学者也开始了西行求法活动，如著名的法显西行。此外，由于中原战乱频繁，大量汉人沿着丝绸之路向西逃避战火，这也促成了中国文化的西传。
隋唐时期(公元581~907年)，中国结束了长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国力空前强大。隋炀帝时已经有意识地经营丝绸之路，与西域各国联系密切。唐太宗时终于打通丝绸之路，重新建立了与西汉时西域都护府功能相似的安西都护府(后来又有北庭都护府)，安西四镇成为重要的商业城镇。高宗时，唐朝的羁縻制度达到顶峰，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为唐朝的羁縻州府，总数达到800多个。陆上丝路沿线的城市长安、巴格达是举世瞩目的大都市，敦煌、吐鲁番、喀什、费尔干纳、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城市成为重要的中转地而繁荣一时。但是历经怛逻斯之战、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唐中后期逐渐丧失了对陆上丝路的控制力，取而代之的是海上丝路逐渐发达，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广州、扬州等地成为高度国际化的贸易中心，阿拉伯商人荟萃，是著名的货物集散地。
宋元两朝海舶极盛，海上贸易已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宋廷陆续在广州、杭州、明州(今宁波)、泉州、密州(今胶州)、温州、秀州(今上海松江)、江阴、上海设置市舶司。南宋末年泉州已经取代广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直至元末明初。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周去非等的行记里也有所记述。明清两朝反复实行“海禁”，古代海陆丝绸之路逐渐衰落。
古代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丝绸交易，更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纽带，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丝绸之路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东西方的经济贸易，更重要的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汇与融合，这种关系才是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所在，也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文明传播的重大命题。
因此，我们说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商贸大道，更是文化走廊，是文明之路、开放之路，既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经济合作、共同发展，又促进了与各国的文化交流，它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其和平性、互惠性、包容性对当代“一带一路”建设仍有鲜活的借鉴意义。
